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制造业领域为主的开放到服务贸易领域为重点的开放；从货物和服务为重点的开放到制度性、结构性开放；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走出了一条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型开放大国之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作为新型开放大国的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时代目标，主张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以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第二，以维护经济全球化为重要使命，主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第三，以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为基本原则，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主张立足长期重塑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第四，以推进“一带一路”为重要载体，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协作实现互利共赢，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作为新型开放大国，中国以深化自身改革开放为重要基础，进一步将本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相融合。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开放大国，中国以何种方式影响世界，世界如何客观看待中国，成为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面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挑战，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加快推出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停步，“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主动开放、扩大开放，将赢得与世界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未来。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释放了巨大的发展潜能，改变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无论从综合国力看，还是从国际影响力看，都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度。作为新型开放大国，中国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使全球分享自身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成果。

开始成为世界大市场。作为新型开放大国，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在促进和引领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近几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左右；成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重要推动者。《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8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跃升至第二位，较上年提升了四位；成为增加全球就业的重要贡献者。

从货物贸易为主逐步向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适应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服务贸易开放举措，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近两年，我国服务贸易对全球服务贸易增长贡献率达到25%左右。由此，不仅适应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而且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第一，中国成为推动全球数字革命的领先者之一。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第二，中国服务贸易增长潜力巨大。我国服务贸易平均增速高于全球，2018年服务进出口额达到5.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5%，已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二。如果服务贸易潜力充分释放，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进口国，占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13.4%，约为目前的3倍。

从一般性市场开放向制度性、结构性开放深化。制度是各类行为的规范。所谓“制度性开放”，其重点是公开市场、公平竞争，对标国际规则，建立并完善以公开、规范为主要标志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结构是各种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所谓“结构性开放”，其重点是开放领域与范围的扩大，即从一般制造业领域向以金融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制度性、结构性开放的重要目标是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主动与世界经贸规则对接。另一方面，按照公开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政府补贴、环保标准等与世界经贸规则的对接，成为我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主动融入世界的开放观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进程加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共同需求日益增加。适应这个大趋势，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共同的“未来社区”。

坚持融合发展，共同发展。“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近些年，中国在扩大自身开放的同时，积极主动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引领，以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为依托、以产能合作为重点，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面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坚持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更多是作为适应者、参与者融入经济全球化；今天，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成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坚定维护者、推动者。

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面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中国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当前，一系列“本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2019年，全球新增不利贸易干预数量达388项，是2009年的30倍；2018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政策占新增贸易政策的34%，比上一年大幅提升了10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不仅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目标，也是新型开放大国的全球责任。

主张平等参与、共治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虽然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并不完善，需要加以改革，但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不仅将破坏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还将破坏世界的和平稳定。作为新型开放大国，中国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这个重要前提下，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目前，世界经济增量部分有80%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地位的实际改善有限，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不足。这就需要以提升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为目标，加快推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

重塑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未来10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的妥善处理需要立足长期，以多边主义为基础，避免陷入战略误区，避免零和博弈，更要避免陷入冷战与对抗。重塑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需要双方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经贸摩擦；需要双方把握趋势，以维护世界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处理好双边关系；需要双方基于长远的共同利益，解决好双方竞争与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美国商会等机构发布的报告预测，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2019年及未来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不打贸易战的基准情景每年要少增长640亿～91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0.3%~0.5%；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未来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累计少增长1万亿美元。当前，在两国经济体量差距有所缩小的情况下，出现竞争加大的态势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更应当看到双方互补性和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尽快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进入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问题更需要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解决。作为新型开放大国，开放牵动影响全局、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时代特征十分突出。为此，要以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自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中发挥基础作用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当前，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与重点。例如，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关键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实践看，靠政府扶持和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产业难以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就是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开放创新的新格局。

实现经济活动由地方政府间竞争向企业主体间竞争的转变。当前，地方政府间的某些竞争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企业主体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从现实看，不同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事实上不平等甚至严重不平等的问题。这就需要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改变某些不平等的政策与规定，使各类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建立完善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以稳定企业预期，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以“管资本”为主建立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废除经济领域不合时宜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实现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为导向向竞争政策为基础的转变。产业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功不可没，问题在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某些产业政策带来抑制创新及不公平竞争等负面效应日渐显现。例如，2019年一季度商服用地价格是工业的9.1倍。服务业用地成本大幅高于工业用地成本，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程。再比如，“去产能”过程中某些地方采取强制清除、限制开工等行政性手段，“有保有压”的选择性、差异性特征明显。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就是要把产业政策建立在竞争政策基础上，慎用、少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产业政策，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的手段。由此，为建立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实现市场监管的重点由一般市场行为监管向公平竞争审查的转变。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监管是实现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当前，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监管盲区、监管缺位及监管过度等问题仍然存在。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需要把市场监管转型作为重中之重。为此，适应服务型经济以及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新趋势，要实现市场监管的主要对象要由商品为主向服务为主过渡。例如，参照国际先进经验优化监管标准体系，加快形成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体系，尽快在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食品、药品、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实现监管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此外，强化市场监管机构对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建立对各类政策、各级政府进行专门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